西安书市落幕论短长
本报记者杨永林庄建
从1980年北京首届书市算起，全国至今已办了9届，如果书市的功能仍在，则从一个方面说明图书发行体制改革之慢。在经济有了如此发展、人们文化需求有了如此大的增长以后，我们还用赶“大集”的方式办书市，让出版社千里迢迢来卖书，方式是否落后了些——
金秋十月，古都西安浓浓地飘了一阵书香，古都的人们也着实过了一把逛书市的瘾。600万人口的西安，10天中竟有137．5万人次光顾书市，人们携老扶幼，有的是举家前往，有的读者是三番五次地光临这里，问及原由，回答是：“20年才一次，还能赶上几次？”
书市红火，与主办者的策划也分不开。西安市乃至陕西省抓住了全国书市的机遇，共同参与，将其办成了一次大型群众性的综合文化活动。抽奖、发行藏书票和集邮品，各类活动名目繁多。作者签名售书更是让西安人得享一次难得的机会；为签名售书排起的长长队伍，通过报章的介绍，也让全国人对西安人的爱书得知一斑。书市上，陕西作家集体亮相，向世人展示了“陕军”的整体形象。就着书市，文具笔墨、服饰快餐展销展卖，以至只有陕西才有的特色旅游，也是红红火火，收入不薄。
书市红火，同样也和媒体的宣传分不开。中央电视台前前后后赴书市采访的就有四个部门，发表在各个媒体上的书市报道达百篇以上，西安当地的报章更是连篇累牍。
书市上，无论是读者购书区，还是图书订货区，人流自有相同的走向。趋之若鹜的地方，或是书业内叫得响的出版社的摊位所在，或是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的图书所在。书市开幕第一天，订货区金盾出版社的柜台前，人头攒动，想挤到柜台边似乎都成了非分之想。上海、浙江、辽宁、山东、湖南、江苏等地的图书展销区，总有挡不住的人流。好书、新书对读者更是挡不住的诱惑。山东画报出版社的《你没见过的历史照片》，辽宁教育社的《数字化犯罪》，河北教育社的《世界名画家全集》，辽宁人民社的《红镜头》吸引了众多读者的目光。由全国书市现场到全国图书市场，推而言之，图书市场的成熟从承认品牌，承认精品书上得以显现。
1996年底，山东画报出版社的《老照片》在图书市场上一出现，就吸引了众多读者的目光。它在图文并茂地向人们讲述了一个个时代久远的故事的同时，也开了图书选题某一领域之先河。于是，现在图书编辑界的通病——摹仿，在它的周围迅速蔓延，搭车选题屡见不鲜，各种“镜头”类图书纷纷问世。书市更将这种风气表现得淋漓尽致。常常是同类选题，多家书摊都可见到。摹仿使本为先行者所有的市场被瓜分，后来者在某种意义上坐享其成地从先行者碗中分走了一杯羹，虽然地域宽阔、读者层次参差的中国图书市场，使先行者、摹仿者都得到了收入，但没有一个得到了最大的市场效益。如何抑制图书选题中摹仿以至重复的现象？青年经济学者汪丁丁发表了这样的看法：市场不排斥摹仿，只拒绝复制。摹仿是市场上正常的现象，不仅产品的生产者摹仿，产品的消费者同样摹仿。要实行市场上公平的优胜劣汰，出版者就应当有意识地培养挑剔、成熟的消费者，这些消费者在市场上，可以在同类产品中选出质优者，引导消费，加速实现图书市场的优胜劣汰。在经过这样的过程之后，图书市场最终仍会给有作为的出版社、编辑、选题以丰厚的回报。
书市缘起之时，本是为解决读者买书难，书店卖书难的尴尬。18年中办了9届书市，如果书市的功能仍在，则从一个方面说明我们的图书发行体制改革步履之慢。在经济有了如此发展，人们的文化需求有了如此增长之后，我们还用这种办“大集”式的方式来办书市，让出版社千里迢迢来卖书，宣传自己的产品，不仅方式落后了些，而且负担也令出版社不堪。一个出版社的同志估算了一下，此次来西安，该社的花销在15万元左右。“这15万元，是我们卖多少书的利润啊。”他说。
自1980年北京举行首届书市至今，全国书市的功能已有了很大的变化，从单一的以销为主的功能，发展为集展、销、批、订多功能于一身，批发和订货已成为书市的重心及主要功能。这反映出全国书市举办中的一个两难问题，这就是，仅以零售图书为主，无法吸引全国出版社和书店的参与，办出规模。而增加订货功能，在目前全国每年图书订货会多得有些“滥”的情况下，频频订货又能有几多效益？全国书市功能向图书订货会功能的趋同，从一个角度告诉我们：全国书市正在和必将被正在崛起的、备货充足的批销中心所取代。目前，全国一些省会城市已经建立了相当规模的批销中心，当务之急是真正树立起市场观念，打破贸易壁垒，实现批销中心买全国、卖全国的功能，使其真正成为跨地区、辐射力强、具有竞争力的图书批销中心。那时，功能齐全的图书批销中心将成为其辐射地区读者们长年不散的全国书市。与此同时，随着图书发行领域的技术进步，计算机技术支持的全国图书发行网络，将担当起全国图书订货会的功能。图书批销中心和全国图书发行网络的建立将使图书发行的成本大大降低，从中受益的将不仅是出版社、书店，更有广大爱书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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